历史上的李世民有多爱哭？一边武功文治，一边泪很滚烫

公元636年，长安禁苑。

唐太宗李世民干了一件怎么看都不像“天可汗”的事，他让人在宫中修起高台，只为了站得更高一些，好远远望见刚刚安葬的长孙皇后。

魏徵陪他登台，却故意装作看不见。等李世民亲手指出昭陵方向，魏徵才慢悠悠提醒：臣还以为陛下想看的是高祖的献陵。

李世民愣住了。

随后，这个打过窦建德、王世充，敢在玄武门动刀的皇帝，一边流泪，一边下令拆掉高台。

史书里的李世民就是这么矛盾：刀锋够冷，眼泪却一点也不少。

公元636年，长安。

这一年，长孙皇后去世，年仅三十六岁。对于李世民来说，这不是普通的后宫丧事。

这个从少年时代就陪在他身边的女人，跟着他熬过隋末乱世、秦王府岁月，也一起经历了玄武门之变和登基之后最艰难的几年。

长孙皇后下葬后，李世民在宫苑中修了一座高台。

站上去，可以远远望见昭陵。

这件事本身就很反常。李世民不是一个轻易被情绪控制的人。

年轻时，他骑马打天下，平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武德九年，又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死李建成、李元吉，随后成为太子并登上皇位。

这样一个人，竟然会为了多看妻子陵墓几眼，特意在宫里搭起高台。

更有意思的是，魏徵还偏偏陪他登了上去。

李世民指着远处的昭陵，让魏徵看。魏徵却故意说自己眼神不好，看不清。

等李世民再三指出方向，魏徵这才表示：原来陛下说的是昭陵，我还以为您想看的是高祖的献陵。

话不重，意思却很重。

皇帝思念妻子当然没人敢管，可魏徵提醒的是另一层：你首先是大唐皇帝，也是高祖李渊的儿子。如果天天登高远望妻陵，却把父亲陵墓放在一边，礼制和孝道上都说不过去。

换成脾气差一点的皇帝，这话足够让魏徵吃不了兜着走。

可李世民听完之后，流下眼泪，最终下令把那座高台拆掉。

这一幕很能说明李世民。

他不是没有私情，恰恰相反，他的私情很重。长孙皇后去世后，他看到皇后留下的《女则》，悲痛得无法自已。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自己解释悲痛时，并不只说失去妻子，而是说从此以后入宫，再也听不到她规劝自己的话，等于失去了一位良佐。

这说明，在李世民心里，长孙皇后不只是后宫伴侣。

她还是一个能够在最私人环境里提醒皇帝、纠正皇帝的人。

所以李世民在高台上哭，哭的不只是夫妻情分。

他失去的是一个陪伴自己二十多年的人，也是一个在所有人都要看皇帝脸色时，仍然敢在身边说真话的人。

可如果只看到这里，就很容易把李世民写成一个多愁善感的皇帝。

事实上，真实的李世民完全不是这样。

他这一生最早留下的底色，不是眼泪，而是刀锋。

而且那把刀，锋利得让整个隋末群雄都记住了他的名字。

如果只看李世民站在高台上为长孙皇后落泪，很容易忘记一件事：在成为贞观天子之前，他首先是从隋末战争里杀出来的统帅。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路势力纷纷起兵。李渊从太原起兵后，李世民很快成为李唐集团最重要的军事人物之一。那时的他还不到二十岁，却已经开始在一次次战争中积累威望。

真正让李世民声名大振的，是唐朝建立后的统一战争。

西北的薛举、薛仁杲父子曾给唐军造成巨大压力。后来李世民再次出战，没有急于决战，而是与薛仁杲军长期相持，等对方粮食困难、军心动摇之后才发动进攻，最终迫使薛仁杲投降。

此后刘武周南下，一度夺取河东大片地区，李世民又率军渡过黄河，屯兵柏壁，养精蓄锐以挫远道而来，补给困难的宋金刚军的锐气，后逐步扭转局势。

但真正奠定其军事地位的，还是洛阳之战。

王世充据守洛阳，窦建德又率军前来救援。唐军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陷入两面受敌。

李世民没有撤围，而是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洛阳，自己率精锐东进虎牢，准备先挡住窦建德。

武德四年，也就是621年，虎牢一战成为李世民军事生涯的重要节点。

他利用地形与时机击败窦建德，随后迫使王世充投降。唐朝由此解决了中原两个强大的割据集团。后来李世民又参与平定刘黑闼等势力，因军功被授予天策上将。

这时候的李世民，距离后来那个不断听魏徵唠叨的皇帝还很远。

他更熟悉的是骑兵、军营和战场上的生死判断。

而当战场转入长安宫城，他同样没有犹豫。

武德九年，即626年，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爆发，李建成、李元吉被杀。此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不久接受李渊禅位，登基称帝。

无论怎样评价玄武门之变，它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当权力斗争走到生死关头，李世民从来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即位以后，这种强硬也没有消失。

李世民影视形象

贞观四年，630年，李靖等率唐军大破东突厥，颉利可汗被俘。此后唐朝在北方和西北的影响迅速扩大，李世民获得“天可汗”的称号。后来唐军又击败吐谷浑，并继续经营西域。

从虎牢关到玄武门，再到东突厥覆灭，李世民政治生涯的另一面始终伴随着战争、权力和极其冷静的决断。

所以，他后来那些眼泪才显得格外醒目。

因为这个能够在最危险时刻迅速做出选择的人，面对有些人的离开，却完全不是同一种状态。

他能击败窦建德，能逼降王世充，能在玄武门决定自己的命运，却无法命令死人重新回来。

而长孙皇后甚至还不是第一个让他在史书中痛哭的人。

在成为“天可汗”之后，李世民有一次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眼前还是旧日宫室，可那个曾经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女人，已经永远不在了。

李世民坐拥天下之后，很快发现了一件皇权也解决不了的事：人一旦离开，再大的权力也换不回来。

贞观三年，也就是629年，李世民在太庙祭祀时，面对母亲太穆皇后窦氏的神位悲痛不已。

后来回到与自己出生、成长有关的庆善宫，旧日景物仍在，母亲却早已去世，他再次触景伤情，痛哭落泪。

窦氏去世时，李世民还没有成为皇帝。

等他真正坐拥江山，母亲已经看不到了。

几年后，同样的失去再次发生。

长孙皇后十三岁嫁给李世民，从隋末乱世、秦王府时期，一直陪他走到玄武门之变和贞观时代。

她与李世民的关系又不只是夫妻。李世民被魏徵顶撞得发怒时，她能够从旁劝解；面对自己的兄长长孙无忌，她又尽量避免外戚因为自己过度扩张权力。

贞观十年，即636年，长孙皇后去世，年仅三十六岁。

李世民看到她留下的《女则》后悲痛不已。他自己解释这种悲伤时，想到的不只是失去妻子，还说以后回到宫中，再也没有这样一个能够随时提醒自己过失的人。

所以才有了那座遥望昭陵的高台。

李世民想念妻子，魏徵却提醒他不能只顾皇后陵寝而忽略高祖献陵。李世民听后流泪，最终拆掉高台。

这种失去并没有停止。

早在630年，杜如晦已经病逝。杜如晦从秦王府时期便追随李世民，后来与房玄龄共同处理朝廷政务，是贞观初年最重要的政治助手之一。

杜如晦病重时，李世民亲自探望并落泪。

人死以后，他仍不断想起这个老搭档。吃到好瓜，会想到杜如晦；

给房玄龄赏赐时，又想到过去房、杜二人总是一起办事，如今东西还能赐给房玄龄，杜如晦却永远收不到了，于是再次流泪。

到了643年，又轮到了魏徵。

魏徵和杜如晦完全不同。一个是秦王府旧臣，一个曾经属于李建成集团；一个擅长参与决断，一个最出名的本事却是不断给皇帝挑毛病。

魏徵

李世民甚至常被魏徵气得够呛。

可魏徵去世后，他却非常悲痛，并以“镜子”来形容魏徵的价值：能够直接指出皇帝得失的人没有了，他也就少了一种看清自己的方式。

母亲、妻子、杜如晦、魏徵，这些眼泪看似不同，其实指向同一个李世民。

他很清楚自己需要别人。

长孙皇后能在私人空间里规劝他，杜如晦能够帮助处理大事，魏徵则敢在所有人都看皇帝脸色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你做错了。

因此，李世民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特别能哭。

而是很多时候，他的眼泪没有变成圣旨，他的愤怒也没有彻底堵住臣下说话的嘴。

可到了贞观后期，这些能够陪伴他、帮助他、纠正他的人正在一个个离开。

更麻烦的是，外面的天下逐渐稳定以后，李世民自己的家却开始出问题。

贞观十七年，魏徵去世的这一年，几个儿子接连把皇室推入风暴。

曾经能够解决窦建德、王世充的李世民，很快就会发现：这一回站在对面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儿子。

如果李世民只是为亲人、功臣流泪，那么这些故事最多只能说明他感情丰富。

真正让这些眼泪与贞观之治产生联系的，是另一件事：李世民知道皇帝也会犯错，而且权力越大，犯错以后越没人敢提醒。

这种警惕，与隋朝灭亡有直接关系。

李世民亲眼见过隋末天下崩溃。他登基以后反复讨论隋亡教训，在他看来，隋炀帝的问题并不只是征战太多、工程太大，更危险的是皇帝逐渐听不进去反对意见。

上面喜欢听什么，下面就说什么，等真正的问题传到皇帝耳朵里时，局面往往已经无法收拾。

因此，贞观政治中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纳谏。

魏徵当然最有名，却不是唯一一个。房玄龄、王珪、马周等人都曾参与重要政务。

李世民也不是每次听到反对意见都高兴，他会发怒，会觉得难堪，甚至有时候被魏徵当面顶撞得下不来台。

可贞观时期仍然形成了较强的谏诤风气，魏徵能够长期犯颜直谏，本身就说明皇帝给这种政治互动留下了空间。

长孙皇后去世后的那座高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李世民思念妻子，修台遥望昭陵，这完全是皇帝的私人感情。魏徵却偏偏把高祖献陵搬出来提醒他。李世民当然难过，却最终接受意见，把高台拆掉。

真正值得看的不是他流了多少眼泪，而是眼泪没有变成圣旨。

皇帝可以悲伤，但不能因为悲伤就要求国家礼制围着自己的情绪转。

这也是理解李世民性格非常重要的一面。

他从来不是没有脾气的完美明君。恰恰相反，他性格强势，军事生涯又让他习惯快速决断。这样的人坐上皇位以后，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

所以他需要魏徵。

魏徵活着的时候，经常让李世民不痛快；等魏徵去世，李世民真正感受到的却是恐惧——以后谁还能如此直接地告诉自己哪里做错了？

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把魏徵比作能够照见得失的镜子。

因此，不能简单说因为李世民重感情，所以才有贞观之治。

一个皇帝会哭，与国家治理得好不好，没有必然关系。

真正重要的是，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愿意承认自己的能力存在边界：军事上需要李靖、李勣，政务上需要房玄龄、杜如晦，纠错时需要魏徵，甚至回到后宫，还有长孙皇后提醒他控制情绪。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政治认知。

因为皇权最容易制造的幻觉，就是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永远正确。

然而到了贞观后期，李世民身边这些能够提醒他的人开始一个个离开。杜如晦早逝，长孙皇后病故，魏徵也在643年去世。

偏偏也是这一时期，李世民自己的家庭接连爆雷。

曾经能够平定天下的皇帝，很快发现一个极其尴尬的问题：

外面的敌人可以派兵去打，可自己的儿子出了问题，他手里的刀反而越来越难落下。

而贞观十七年，几乎成为李世民一生最难熬的一年。

贞观十七年，也就是公元643年，对李世民而言格外难熬。

这一年，他失去了魏徵；也是这一年，几个儿子接连把皇室推入风暴。年轻时的李世民能够在虎牢关面对强敌，也能在玄武门做出最残酷的选择，可到了晚年，他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战场——对面站着自己的儿子。

最先出事的是齐王李祐。

李祐是李世民第五子，被封齐王后长期在齐州。由于亲信小人，不守法度，最终起兵反叛。

消息传到长安，对皇帝来说，这当然是必须镇压的谋反；可对李世民来说，谋反者偏偏又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史料留下了一个很少见的细节：李世民给李祐下敕时，悲痛中忍不住落泪。

但眼泪改变不了结果。

李祐的叛乱很快失败，最终被赐死。

事情还没有结束。

就在调查李祐案件的过程中，太子李承乾谋反的计划也被牵了出来。

这个被李世民寄予厚望、早早确立为继承人的嫡长子，因为储位压力以及与魏王李泰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最终走到了谋反这一步。

李世民没有杀李承乾，而是将其废为庶人。

紧接着，他又发现另一个儿子李泰同样深陷储位争夺。如果立李泰，很可能意味着此前围绕太子之位的斗争还会继续。最终，李世民放弃李泰，改立性格相对温和的晋王李治为太子。

这一连串事件，对李世民的打击并不只是儿子不听话。

它触碰到了一个帝王最敏感的问题：自己辛苦建立的政治秩序，能不能在下一代手中平稳延续？

李世民影视形象

这时候再回头看李世民此前的那些眼泪，会发现它们其实贯穿着同一种失去。

母亲去世，他拥有天下，却无法再尽孝；长孙皇后去世，他失去了陪伴自己走过乱世、又能在身边规劝自己的妻子；杜如晦去世，他失去创业时期的重要伙伴；魏徵去世，他失去一个敢不断指出自己错误的人。

到了晚年，失去开始发生在下一代身上。

更残酷的是，这一次不是死亡突然把人带走，而是皇权本身把父子推到了对立面。

李世民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爱哭的皇帝。

他可以杀伐果断，也可以严厉处置自己的儿子；他会因为魏徵顶撞而发怒，也会在魏徵死后悲痛；他能够发动玄武门之变，也会站在长孙皇后的陵墓方向久久不舍。

这些看似矛盾的事情，其实都属于同一个李世民。

贞观二十三年，即649年，李世民病逝，结束了二十三年的帝王生涯。

他留下了贞观之治，也留下了征战四方的武功；留下了玄武门那场冷酷的权力决战，也在史书里留下了一次又一次无法掩饰的哭泣。

刀锋是李世民的一面，眼泪也是。

少了其中任何一面，那个真实的唐太宗，恐怕都不会完整。

参考信源：

《旧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