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丽：跟着温儒敏老师读博士

作者 | 王丽丽（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如今，每当提起温儒敏这个名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全国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而差不多淡忘了，温老师还曾经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在学生培养方面指导有方、带出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得主的研究生导师。这正如当年温老师的师祖朱自清先生，其锦心绣口的散文家的名声，远远遮掩了他作为一位具有精深古典文学造诣、在新文学研究方面有开创之功的优秀学者的光彩。笔者曾在二十余年前跟随温老师在职读博5年，亲炙老师的点滴教诲，深感有责任回忆并打捞温老师在学生培养方面的宝贵经验。

因为北大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的博士点迟至1997年才获得批准，所以我是在1993年7月西方文论方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直接留系在文艺理论教研室任教的。尽管如此，我当时就已经预感到，博士学位成为高校教师最基本的入职门槛，对于我这一代而言，迟早将成为必然之事。

温老师同意我报考他的博士生是在1996年，这一年，他被推选为中文系主管研究生培养的副系主任；翌年7月，也就是我读博开始前的暑假，温老师调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两年后，他回到中文系，担任主任之职。因此，在读博前两年，温老师似乎没怎么过问我的学业，我也就照常教课并完成全校博士生公共的政治和外语课程。

1999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北大也在筹备纪念五四的国际学术会议。温老师第一次很认真地嘱咐我去听会，我自己原本也有这样的打算。记得会议在北大西门外圆明园西南的达园宾馆召开。会议休息的间隙，温老师过来对我说，你的博士论文就做胡风吧。从这一刻开始，我切实地感到，作为博导的温老师开始正式上线。从他一开口就给我布置论文题目看来，或许两年来，他一直都在考虑，究竟什么样的题目适合我这个跨专业的在职学生？

说句实话，一开始听到这一题目，我对它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我知道，胡风是温老师在他的力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重点考察论述过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温老师给我指定的这一题目，位居两大专业的学术交叉地带，而边际交叉领域又极有可能是长期“两不管”的撂荒野地，因而富蕴深入开掘的潜力和可能，且这一学术矿脉的储量业已经过温老师本人批评史著的深入勘探。当然，这种为学生计之深远的用心，我也是后来才慢慢省悟到的。

1999年，也是我受系里委派即将赴韩国任教的一年。9月临行前，我泡在图书馆里把胡风问题涉及的一些点和面都简单地摸了一遍，再上温老师家里告别并接受师嘱的时候，我把胡风一生经历的系列理论论争列数了一遍，看到温老师眼里的神情是肯定的。当时中文系博士生的正常学制是3年，而我因为在职，规定学制比普通同学多1年。但尽管如此，当我完成韩国一年任教回国，就即将进入博士生第4学年了。虽然我在博四开学前的暑假，勉力完成了论文第一章4万余字的写作，但有一天在校园里骑车路遇温老师，他下车询知我的论文进度之后，非常明确地指示我说，那你肯定来不及按时毕业，先申请延期半年吧。温老师之所以对博士论文写作进度的估计如此笃定，是基于他自己作为王瑶先生在1980年代招收的第一届两名博士生之一，对博士论文写作所拥有的亲身经验及其深刻体悟。

总的来说，我还是属于比较自觉的学生，论文每写成一章，我都会及时打印出来送呈导师。温老师审阅完我的论文第一章之后，对我说，看来选你来做胡风还是对的。同时他也告诉我，他即将在新学期开设一门主要针对博士研究生的专题研讨课“文论精读”，希望我以已经完成的论文第一章为底稿，负责其中一周研讨的报告任务。

现在想起来，温老师这门课的主要宗旨之一应该是想给博士生的研究选题打开思路。课程的前两次由温老师主讲，温老师充分展现了他对有价值选题的敏感，他首先给我们讲的也是他自己当时正在关注的“有关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以及“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别、车、杜现象’”。这两次课的讲稿后来温老师都整理成文发表。接下来就主要由博士生们每人围绕自己目前感兴趣或正在进行的论文选题轮流主讲。每次课程3个学时，主讲人报告结束以后，由老师和同学们进行评析、提问和讨论。

就我而言，这是一次收益巨大而愉悦的修课体验。首先当然是因为它催迫着我快马加鞭地写作。尽管到我实际报告为止，我第二章论文中还有部分仍然来不及写出，但“胡风事件历史探源”的理路已经在我脑子里贯通了，所以我几乎可以先跳过这一部分的具体分析而得出我此章探究的结论，也就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胡风到底与什么对抗”？

在课程中间，温老师还请来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教授给学生开拓眼界。王老师当时正在从事印刷文化的研究，选题非常前沿。他在课堂上的讲演语速和缓、娓娓道来，却给人新鲜感扑面而来的强烈冲击。那是一个春季学期，课程虽然安排在晚上，但每次上完课后9点钟还不到。越到后来，下课后的天色越没有完全黑透，我上完课的感觉也就越充实舒畅。春夏的校园里灯光柔和，空气里饱含芬芳的气息。

半年延期即将届满，我做完了预答辩，电脑显示论文的字数已逾25万，仅剩最后一章尚待完成。如果我此时申请正式答辩和毕业，似乎也说得过去了。我们教研室的一位师长甚至当着温老师的面问：“你到底要她的论文写多长？”温老师非常温和平静然而却以丝毫不假通融的神色表示，答辩必须在论文全部完成之后。这并非温老师严格刻板不肯变通，因为时隔不久，有一次老师仿佛随口向我提起：博士论文的写作一旦中途放下，这口气泄了，以后再想重新捡起来，两三年时间都未必足够。

这真是行家的心得之见！事实上，后来我也确实亲眼见证了分别早于和晚于我一年正常毕业的两位博士，她们的论文或是修改多年都未达满意的效果，或是虽然很快出版却明显留有虎头蛇尾的遗憾。直到这时，我才深切领悟到一位成熟的博士生导师对学生学术体验的恰当引导和用心呵护。在温老师看来，我既然在职，没有其他博士生毕业得卡点找工作的就业压力，因而也就再没有不一鼓作气写完论文的理由。我后来也不止一次听到温老师说过：博士论文的写作状态和学术体验，无比美好也无比珍贵，这辈子很可能只此一次、不可重复。因为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繁杂的日常很难再有如此纯粹、全身心专注于思考和写作的机会。

2005年，我到广西开会，同行的一位东北教授问我：你们的论文温老师有时间看吗？我明白这个问话背后的潜台词，因为温老师此时身兼多职，也知道提问者心中很可能已有推测的答案，所以当即回答：“他看的。”我陈述的不过是一个亲历的事实。我论文的前两章已在不同场合得到过温老师的口头和课堂评价，随后的几章温老师并没有即时给出反馈，但当我在2002年“五一”前夕，到温老师家中送上论文的“结语”和重新修改定稿的“绪论”部分、准备正式答辩的时候，温老师早已将我陆续呈交给他的论文打印初稿整齐地码放在了他坐椅的扶手边上，看起来厚厚的一叠。大概因为我当时有论文写作过程实在漫长的慨叹，温老师仿佛是要纠正我的想法，看着我郑重地说了一句话：“你就把这么一本书稿先放着，心里应该可以感觉到很踏实的。”我听后心头一怔，因为没想到老师会这么说。回家翻看温老师还给我的打印稿，每一章都有温老师用圆珠笔不时写下的旁注，在论文送审稿关键的“摘要”部分，温老师的指导甚至具体到了口授句式与措辞。

在很多方面，温老师都表现出了与朱自清先生的契合。最明显的就是两人颇为相似的学术行政经历。不仅如此，朱先生以有成就的专门学者的造诣，撰写《经典常谈》和《古诗十九首释》等普及著作，同时还为中学生编写教本，以大家手笔，不遗余力地从事着“嚼饭哺人”、泽被众人的经典普及事业。温老师也主持成立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且深入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和教材的编撰，以学问“淑世”。

从学术传承的谱系来看，无论是治学理路还是为人气质，温老师都可谓朱先生的“隔代遗传”。